它們可能?5嚴實實。

它們可能貼在樹上、房檐，甚至你家大門上。泛濫時，過街天橋的階梯上，一腳下去是重疊四五層的小廣告。還有膽大的，在警車、城管車，還有康熙年間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廣告的印記。

習慣了基地里整齊的紅磚樓房，裴延印夫婦接受不了“亂糟糟”的北京。接受了30多年的軍事化管理，做衛生早已成為習慣。老兩口決定用小鏟對抗這些小廣告，也算是打發退休生活。

早晨6點到9點，下午4點到7點。幾乎是固定的時間，他們會牽起小狗“毛毛”出現在家附近的街頭巷尾。時間久了，“毛毛”有時候看見地上的小廣告也會用爪子扒拉。

這些年，小廣告的黏性越來越大，貼得也越來越高。裴延印把裁紙刀片纏上硬紙板，再用透明膠捆好。刀片經常刮壞，家里就放十多把備著。他還把可伸縮的拖把桿卸了，改裝成1.5m的長鏟。

最難弄的是貼在地上的小廣告。人的重量加上膠水的粘合，來回踩過千百次后，薄薄的一張紙就像是和地面長在了一起。有一次，裴延印把指甲摳劈了，血肉模糊。一年后，灰突突的新指甲頂出皮膚，從此他揭小廣告時總會戴上手套。

想盡辦法的不止他們，面對著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滿傷疤的鐵器，環衛和城管用上了高壓水槍、高端樹脂霧化專業城市清潔機、能把鋼鐵打得锃亮的水砂槍，以及專門為胡同小巷設計的小三輪蒸汽清洗車……

2007年，北京曾推出《各類市政設施防護性涂刷規范(試行)》，規定3米以下的市政設施均應粉刷防護性涂料。電線桿、牌匾、雕塑等鋼結構表面有了“保護膜”，一口氣就能吹掉上面的小廣告。但是，這個規范難以落地——公共設施數量大、涂料費用高。

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統計，1張小廣告的成本不到0.1元，但清理成本卻達0.68元。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里每年就要花費約1.36萬元，僅西城區一年投入就要1300萬元。

面對小廣告，人們很長一段時間是束手無策的。它們鋪天蓋地，今天鏟了，明天就像野草一樣又重新出現。在清理和粘貼的反復拉鋸中，最后受傷的是那些公共設施——小廣告與金屬防腐漆一起脫落，逐漸生出紅褐色鐵銹；為蓋住印章小廣告刷下的白漆，像極了一塊又一塊補丁。

社會管理學者王力一直關注小廣告治理問題，曾出版《一指纏——“老剪報”杠上小廣告》一書，他將小廣告泛濫的原因歸結于“需求”。改革開放使人們生活水平提高，以前開鎖、通下水道只能自己完成，后來都可以花錢雇人做。社會化分工解決了生活中部分難題，也帶來了城市病。登不起廣告的人，想出小廣告的方法來增加客源?！捌拼靶敝?，眾人皆效仿。

但低成本也成了違規、甚至違法行為的溫床，那些小廣告上的電話號碼，通向的不僅僅是生活服務，也可能是一個個精心設計的陷阱。

當時的懲處力度并不小。2002年，適用新的《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》，東城區城管大隊搗毀一個散發百萬張小廣告的公司，一次性開出一萬元的罰單。2014年，北京警方啟動打擊整治非法小廣告專項行動，并在30天內共查獲非法小廣告違法人員4000余人，收繳非法小廣告41.2萬余張。2016年，北京向組織散發小廣告的房地產企業開出40萬元罰單，創了北京城管執法部門針對非法小廣告罰款的最高紀錄。

可是張貼小廣告帶來的收益也很大。張貼小廣告的日薪從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，一些不懂事的學生，把它當為勤工儉學。2006年時，有人靠貼小廣告收入超過10萬元。那一年，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萬元。

合力

對于裴延印來說，在漫長的28年里很多時間點已經模糊了，但是2008年一定是個節點。那一年，北京舉辦奧運會。世界的注視，使得治理“城市牛皮癬”這件“小事”變得要緊起來。

也是那幾年，在各個區、街道、社區的宣傳下，手拿小鏟的形象幾乎成為了這座城市老人世界里的一股“潮流”。

這股潮流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區，居民們用小鏟刀對抗牛皮癬，有人把裝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來，攢一堆兒，拿水稀釋成糊糊，往墻上一刷。等干透了，小廣告就能翹起來。

在天安門地區城管局工作過的資深隊員韓東（化名）回憶說，小廣告最泛濫的那幾年，他負責的區域每個路口都有十多個小廣告發放者，他們站成一排往游客手里硬塞，環衛工人前腳掃了，后腳游客又扔了。就別提貼在地上和指路牌上的，光是收集過往游客手中的小廣告，一米多高的大袋子，一天就能裝四五袋。

“北京是全國的門臉，他們這就是往臉的鼻子尖兒上貼?！表n東說，那時，天安門地區城管局的工作里，清理小廣告的任務占到了60%。

在這場長期的貓鼠游戲中，雙方關系變得微妙起來。他們既是陌生人，也是“熟人”。

和小廣告打交道多了，韓東甚至一眼能看出哪個號碼經常出現。有時正碰上他們散發，韓東支起傘遮住臉，大步走過去，一抓一個準。有的人向他求饒，第二天又被逮到。久而久之，貼小廣告的人看走路姿勢都能認出他來，狂奔到100米外還扭頭沖他笑。

有一段時間，裴延印和貼小廣告的人達成一種奇怪的“默契”——每天下午4點，有幾個年輕人會在立交橋下等他，等監督的人走了，橋下樹坑里多了個垃圾袋，里面密密麻麻都是沒貼的小廣告。

在裴延印眼里，貼這些小廣告的年輕人幾乎是他兒孫輩的孩子，他盡量不與他們爭執，只希望教育兩句，引他們走向正路。

韓東也有很多無奈。很多小廣告散發者都是些游手好閑的“小年輕”，從全國各地漂到了北京，晚上住橋洞，在公廁洗澡，白天就出來發傳單、貼小廣告。韓東查處過年齡最小的小廣告散發者只有6歲。

年輕的隊員經常被他們問蒙，“發小廣告違法嗎？我沒錢掙，得吃飯??！”

小廣告與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，使得本就一團亂麻的治理難上加難。

戰斗

清理小廣告和貼小廣告的斗爭，大部分時候像是在游擊戰，有時也會正面遭遇。

裴延印記得，2012年的一段時間，他一連幾天都看到，自己前一天鏟掉的地方，第二天又貼了一張一模一樣的小廣告。后來有天他特意晚出去半個小時，看到年輕人嫻熟地將膠水擠到小廣告背面，“啪”一下摁到了電線桿上。

年輕人貼一張，他就撕一張。

“你是不是沒有錢吃飯了？揭廣告多少錢一斤？”年輕人質問道。

“我不缺這點錢。別人往你臉上貼一塊破紙，你愿意嗎？”老爺子教育他。

年輕人不聽這一套，威脅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廣告，就把他的小狗摔死。爭執之下，他向裴延印揮了一拳。裴延印閃了過去，眼看沖突就要升級，附近巡邏的城管隊員趕來，年輕人才尋機溜走。

裴延印是幸運的。這樣的威脅恐嚇在那個時期并不少。有人惱羞成怒，在小廣告上詛咒“老太太撕一張少活一天”，有人沖著16歲的醫院保安刺5刀，刀傷離心臟只有幾厘米。

直至2013年，一名57歲環衛工因清理小廣告被毆打致頭部縫針，再次引發眾怒。

如今，“城市牛皮癬”已經就要成為一個被寫進歷史的詞語。與小廣告張貼者斗智斗勇的日子逐漸遠去。金大鈞圍著社區里286棵老槐樹轉，看不到一張亂貼的小廣告。

但裴延印還沒有停下來，他要繼續追擊“窮寇”。9月25日上午9點，他和老伴何秋蘭提著買來的蔬菜和鏟下的“戰利品”溜達回家。小區周圍零散的小廣告早已被他們清除一空。

時間走過28年，堅持下來的動力不只是閑來無事的排遣，更像是一種“癮”?；匚镀鹉切┡c貼小廣告者較勁的日子，成就感不僅來自城市變干凈了，也來自一次次收獲戰利品時的滿足。

沒有人統計過他們倆鏟除的小廣告，但是少說也有幾百萬張。不光自己撕，他們還帶動著221廠以前的老同事們一起撕。

工作過半輩子的基地住進了藏族同胞，他們邀請裴延印與何秋蘭回去看看，老兩口推脫了好幾次——他們是社區里五六個志愿組織的骨干力量，沒空出去玩。

記者 郭懿萌 編輯 楊海 校對 劉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