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們可能?5嚴實實。
它們可能貼在樹上、房檐,甚至你家大門上。泛濫時,過街天橋的階梯上,一腳下去是重疊四五層的小廣告。還有膽大的,在警車、城管車,還有康熙年間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廣告的印記。
習慣了基地里整齊的紅磚樓房,裴延印夫婦接受不了“亂糟糟”的北京。接受了30多年的軍事化管理,做衛生早已成為習慣。老兩口決定用小鏟對抗這些小廣告,也算是打發退休生活。
早晨6點到9點,下午4點到7點。幾乎是固定的時間,他們會牽起小狗“毛毛”出現在家附近的街頭巷尾。時間久了,“毛毛”有時候看見地上的小廣告也會用爪子扒拉。
這些年,小廣告的黏性越來越大,貼得也越來越高。裴延印把裁紙刀片纏上硬紙板,再用透明膠捆好。刀片經常刮壞,家里就放十多把備著。他還把可伸縮的拖把桿卸了,改裝成1.5m的長鏟。
最難弄的是貼在地上的小廣告。人的重量加上膠水的粘合,來回踩過千百次后,薄薄的一張紙就像是和地面長在了一起。有一次,裴延印把指甲摳劈了,血肉模糊。一年后,灰突突的新指甲頂出皮膚,從此他揭小廣告時總會戴上手套。
想盡辦法的不止他們,面對著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滿傷疤的鐵器,環衛和城管用上了高壓水槍、高端樹脂霧化專業城市清潔機、能把鋼鐵打得锃亮的水砂槍,以及專門為胡同小巷設計的小三輪蒸汽清洗車……
2007年,北京曾推出《各類市政設施防護性涂刷規范(試行)》,規定3米以下的市政設施均應粉刷防護性涂料。電線桿、牌匾、雕塑等鋼結構表面有了“保護膜”,一口氣就能吹掉上面的小廣告。但是,這個規范難以落地——公共設施數量大、涂料費用高。
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統計,1張小廣告的成本不到0.1元,但清理成本卻達0.68元。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里每年就要花費約1.36萬元,僅西城區一年投入就要1300萬元。
面對小廣告,人們很長一段時間是束手無策的。它們鋪天蓋地,今天鏟了,明天就像野草一樣又重新出現。在清理和粘貼的反復拉鋸中,最后受傷的是那些公共設施——小廣告與金屬防腐漆一起脫落,逐漸生出紅褐色鐵銹;為蓋住印章小廣告刷下的白漆,像極了一塊又一塊補丁。
社會管理學者王力一直關注小廣告治理問題,曾出版《一指纏——“老剪報”杠上小廣告》一書,他將小廣告泛濫的原因歸結于“需求”。改革開放使人們生活水平提高,以前開鎖、通下水道只能自己完成,后來都可以花錢雇人做。社會化分工解決了生活中部分難題,也帶來了城市病。登不起廣告的人,想出小廣告的方法來增加客源?!捌拼靶敝?,眾人皆效仿。
但低成本也成了違規、甚至違法行為的溫床,那些小廣告上的電話號碼,通向的不僅僅是生活服務,也可能是一個個精心設計的陷阱。
當時的懲處力度并不小。2002年,適用新的《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》,東城區城管大隊搗毀一個散發百萬張小廣告的公司,一次性開出一萬元的罰單。2014年,北京警方啟動打擊整治非法小廣告專項行動,并在30天內共查獲非法小廣告違法人員4000余人,收繳非法小廣告41.2萬余張。2016年,北京向組織散發小廣告的房地產企業開出40萬元罰單,創了北京城管執法部門針對非法小廣告罰款的最高紀錄。
可是張貼小廣告帶來的收益也很大。張貼小廣告的日薪從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,一些不懂事的學生,把它當為勤工儉學。2006年時,有人靠貼小廣告收入超過10萬元。那一年,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萬元。
合力
對于裴延印來說,在漫長的28年里很多時間點已經模糊了,但是2008年一定是個節點。那一年,北京舉辦奧運會。世界的注視,使得治理“城市牛皮癬”這件“小事”變得要緊起來。
也是那幾年,在各個區、街道、社區的宣傳下,手拿小鏟的形象幾乎成為了這座城市老人世界里的一股“潮流”。
這股潮流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區,居民們用小鏟刀對抗牛皮癬,有人把裝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來,攢一堆兒,拿水稀釋成糊糊,往墻上一刷。等干透了,小廣告就能翹起來。
在天安門地區城管局工作過的資深隊員韓東(化名)回憶說,小廣告最泛濫的那幾年,他負責的區域每個路口都有十多個小廣告發放者,他們站成一排往游客手里硬塞,環衛工人前腳掃了,后腳游客又扔了。就別提貼在地上和指路牌上的,光是收集過往游客手中的小廣告,一米多高的大袋子,一天就能裝四五袋。
“北京是全國的門臉,他們這就是往臉的鼻子尖兒上貼?!表n東說,那時,天安門地區城管局的工作里,清理小廣告的任務占到了60%。
在這場長期的貓鼠游戲中,雙方關系變得微妙起來。他們既是陌生人,也是“熟人”。
和小廣告打交道多了,韓東甚至一眼能看出哪個號碼經常出現。有時正碰上他們散發,韓東支起傘遮住臉,大步走過去,一抓一個準。有的人向他求饒,第二天又被逮到。久而久之,貼小廣告的人看走路姿勢都能認出他來,狂奔到100米外還扭頭沖他笑。
有一段時間,裴延印和貼小廣告的人達成一種奇怪的“默契”——每天下午4點,有幾個年輕人會在立交橋下等他,等監督的人走了,橋下樹坑里多了個垃圾袋,里面密密麻麻都是沒貼的小廣告。
在裴延印眼里,貼這些小廣告的年輕人幾乎是他兒孫輩的孩子,他盡量不與他們爭執,只希望教育兩句,引他們走向正路。
韓東也有很多無奈。很多小廣告散發者都是些游手好閑的“小年輕”,從全國各地漂到了北京,晚上住橋洞,在公廁洗澡,白天就出來發傳單、貼小廣告。韓東查處過年齡最小的小廣告散發者只有6歲。
年輕的隊員經常被他們問蒙,“發小廣告違法嗎?我沒錢掙,得吃飯??!”
小廣告與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,使得本就一團亂麻的治理難上加難。
戰斗
清理小廣告和貼小廣告的斗爭,大部分時候像是在游擊戰,有時也會正面遭遇。
裴延印記得,2012年的一段時間,他一連幾天都看到,自己前一天鏟掉的地方,第二天又貼了一張一模一樣的小廣告。后來有天他特意晚出去半個小時,看到年輕人嫻熟地將膠水擠到小廣告背面,“啪”一下摁到了電線桿上。
年輕人貼一張,他就撕一張。
“你是不是沒有錢吃飯了?揭廣告多少錢一斤?”年輕人質問道。
“我不缺這點錢。別人往你臉上貼一塊破紙,你愿意嗎?”老爺子教育他。
年輕人不聽這一套,威脅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廣告,就把他的小狗摔死。爭執之下,他向裴延印揮了一拳。裴延印閃了過去,眼看沖突就要升級,附近巡邏的城管隊員趕來,年輕人才尋機溜走。
裴延印是幸運的。這樣的威脅恐嚇在那個時期并不少。有人惱羞成怒,在小廣告上詛咒“老太太撕一張少活一天”,有人沖著16歲的醫院保安刺5刀,刀傷離心臟只有幾厘米。
直至2013年,一名57歲環衛工因清理小廣告被毆打致頭部縫針,再次引發眾怒。
如今,“城市牛皮癬”已經就要成為一個被寫進歷史的詞語。與小廣告張貼者斗智斗勇的日子逐漸遠去。金大鈞圍著社區里286棵老槐樹轉,看不到一張亂貼的小廣告。 但裴延印還沒有停下來,他要繼續追擊“窮寇”。9月25日上午9點,他和老伴何秋蘭提著買來的蔬菜和鏟下的“戰利品”溜達回家。小區周圍零散的小廣告早已被他們清除一空。 時間走過28年,堅持下來的動力不只是閑來無事的排遣,更像是一種“癮”?;匚镀鹉切┡c貼小廣告者較勁的日子,成就感不僅來自城市變干凈了,也來自一次次收獲戰利品時的滿足。 沒有人統計過他們倆鏟除的小廣告,但是少說也有幾百萬張。不光自己撕,他們還帶動著221廠以前的老同事們一起撕。 工作過半輩子的基地住進了藏族同胞,他們邀請裴延印與何秋蘭回去看看,老兩口推脫了好幾次——他們是社區里五六個志愿組織的骨干力量,沒空出去玩。 記者 郭懿萌 編輯 楊海 校對 劉軍